父亲在军工的日子

黄晓夏

黄景文(左一)陪同刘居英院长检查海军工程系工作

我的父亲黄景文从1952年8月至1966年3月在军工工作了近十四年。1952年从朝鲜回来后，他就参加了军工的筹建，当时他是10名筹委会委员之一，6名临时党委委员之一。筹委会工作结束后，历任海军工程系代主任、主任，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兼任系党委书记，直到1966年离开军工到23基地工作。

南下请调教员

1952年10月初，父亲奉命出差南下请调教员。请调教授对军工这样一个新建成学院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解放之初，当时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不多。在中央和各级领导的支持下，父亲他们调来的人员有：德国柏林大学的空气动力学博士、时任上海交大的教务长曹鹤荪教授，在柏林大学的世界最好的火炸药实验室和莱比锡大学学习过的博士、时任同济大学化学系主任的曾石虞教授，美国学成回国的数学教授卢庆骏，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梁守槃教授，还有刘景伊、顾懋祥、陈含奎、张良起等教授专家及一批教员。正如赵子立教授的诗中写的：“调来名士雪中炭，奠定院容基础坚” 。

据赵子立教授说当年军工虽有总理的签字、高教部的批文，但如本人思想不通，不愿意去，是不能强迫的。他说：“这是当年工作的底线。”因此，请调教员的难点主要是做通思想工作。拟调对象的顾虑很多，如：根据我国过去的历史，认为军队办不好一所综合性工程大学；不愿参军，认为在军队自由度小；不愿出关，认为关外社会环境不好；对哈尔滨冰天雪地的气候环境有恐惧感……当时只有少数人是自己找上门来了解情况，大多数人都是父亲他们登门拜访，摸底调查，有针对性地做说服动员工作。父亲曾回忆过当时工作的困难，有一次，他拜访一位教授，人家一看是他，立即就把门关上了。

经过谈话，大多数人了解中央办军工的决心，逐渐打消了顾虑。现在看来，父亲确实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恰当人选。赵子立教授在信上说：“他（指我父亲）的作风，明快，和气，有时也带点幽默感，批评别人会在谈话中进行，不介意中会让人接受。”“他没有架子，思想周详，坚持原则，又很有灵活性，从我们的汇报信中便可以看到这一点。”

关于汇报信，是指当年我父亲和赵子立教授联名为调卢庆骏教授向筹委会写的信。当时卢庆骏教授本人同意调到军工，但由于复旦大学的几位老教授的反对，复旦党委提出卢庆骏教授走后无人代课的问题。父亲认为军工需要一位懂得高深应用数学的专家，而卢庆骏教授正是一个水平高、有朝气、有组织力的难得人才，建议军工不放弃调卢庆骏教授。在汇报信中，父亲和赵子立教授他们不主张试图用中央的命令强行调人，而是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当时能为双方接受的方案，即缓调卢庆骏教授半年，给复旦以时间“培养替代人”的方案。后来，卢庆骏教授延缓至1953年3月才去军工报到的。所以，赵子立教授说，从这一事中可以看出你父亲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这封汇报信是写《哈军工传》的校友滕叙兖先生从尘封中的档案里找到的。滕先生告诉我，他曾采访过一位现在在国防科技大学的教授，当年他是一位年青的助教，说起到军工的过程，这位教授说：“黄景文主任给我的印象真是太好了，我希望能在这样的首长领导下工作，所以就同意去军工了。”

海军工程系的创建

我曾经和父亲聊起过陈赓院长工作的作风，我说：“我曾看过写陈院长打仗的报告文学，里面说打仗前讨论方案，在部属们议论时陈赓院长往往默不作声地围着桌子转着走，一边听一边想，等到大家意见发表完之后，他才讲出自己的意见，不仅集思广益而且往往棋高一着。”我父亲以崇敬的口吻说：“是的，陈赓院长非常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集思广益。”我好奇地请父亲举例以明之，父亲想了想，就讲了军工初建时在审批海军工程系上报的专业设置方案时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军工有一个苏联顾问团，团长是一位空军中将，海军工程系的苏联顾问是海军少将。海军工程系报上去的专业设置方案在会议上被那位空军中将砍去了一些专业。砍完后，海军工程系和装甲兵系、炮兵系的专业数目差不多了。苏军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部队，海军少将顾问虽然也是一个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红军，但一句反对的话都不敢说。我父亲用舰艇的复杂性和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和顾问团团长据理力争，争论中父亲激动地站了起来。当时陈赓院长一言不发地在桌边走来走去，他走到父亲跟前站住，说：“快坐下，那么激动干什么？”事后，陈赓院长按海军工程系原方案批准了海军工程系的专业设置计划，他语重心长地对我父亲说：“我们国家有上万公里的海岸线，军队还肩负解放台湾重任，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为了这个目标，父亲付出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

在海军工程系工作的日子

从子辈的角度我觉得父亲在这时期的工作有两个特点。

第一，上级、同级、下级的关系非常融洽，因此在工作上他得到了上上下下的支持，如鱼得水。

首先，工作得到了上级的支持。除了上面讲的陈赓院长批准了海军工程系专业设置方案外，工作中父亲提的一些建议和要求都得到了院领导的支持。其次，海军工程系党委是一个十分团结而坚强的领导班子。我经常看见海军工程系的领导者们在我家研究工作，促膝谈心，相处甚洽，海军工程系的工作始终做得有声有色：教学方面，至1960年止，全系已有8个专科17个专业，连同准备分出去的5个专业和2个停办专业，共创办了24个专业；科研方面，军工两次科研成果到北京参展。这些成果针对海军装备的实际问题，有很强的实用性，大多数都填补了国家的空白。通过教学和科研，海军工程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我经常听到父亲在家里赞扬系里教员们刻苦发奋的事迹，用此来激励我们这些子女。父亲非常注意了解下级思想，关心他们的生活。除了通过工作了解部属之外，还经常到他们的家中谈话，节假日里主要的事情就是到各家走走，我上小学时曾随他串过门。记得有一位老教授张稼益，到军工没多久就因病瘫痪了，父亲每次拜年都没有忽略他。

第二，父亲工作另一个特点是“忙”。当时校级以上军官每年有一个月的休假，我看见有的伯伯、叔叔还到外地疗养，但父亲在军工近十四年一共只休过三天假。据说，那还是在海军工程系党委叔叔们的一致劝说下，才决定“在家休息”。但第四天，他一早就穿戴整齐上班去了。

父亲一方面强调教学的内容要和实践相结合，一方面强调要研究摸索出一套好的教学方法，为此他经常到海军、到教学第一线上搞调查研究，他写的教学情况调研报告还被教务部认为“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他还大力推动海军工程系的科研工作，他说：“在科研方面，我不可能去精通，但我一定要懂，不懂怎么能下决心，不懂怎么能去组织、去协调。”为了这个“懂”字，我经常看到他看各种资料。有时夜里醒来，看见他房间中的台灯还亮着。在科研实验中，他和海军工程系其他领导人有时在现场观察，往往到下半夜才回家，但一早他又去上班了。

在军工，父亲就是这样不断为自己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目标，带领和团结海军工程系全体教职员工向这些目标冲击。他像是小跑一样从不停歇，忙碌地度过了自己的中年。

父亲一生从不计较级别、军衔。父亲去世后，母亲告诉我：有一次学院要将一名上校提为大校，父亲是两名候选人之一，院党委屡决不下，父亲便主动向院党委提出放弃。从解放后直到1980年离休前的几年，他一直是一名师级干部。在家里我从没有听过他对自己级别的高低有任何想法，相反，他常说自己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是十分幸运和幸福的！父亲一心追求的是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海军，他以实际行动展现出对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黄景文（1914—1983），曾任哈军工海军工程系代主任、主任，海军第23训练基地第二部部长、基地副司令员。